1950年10月2日，北京已入深秋，夜风透凉。中南海里仍灯火未熄，毛主席摊开一份新草拟的作战部署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人选，还得定下来。”陪在他身旁的周总理只回了一句：“时间不多了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尽决策者的紧迫。

最初被盯上的，是粟裕。7月初的电报语气急如军令：十六日前交接，十八日到京。然而粟裕当时高烧反复，胆囊炎折磨得他无法久坐。毛主席第二封电报把期限推到八月上旬，但身体就是不见起色。手术、输液，再乐观也赶不上战机。三个月过去，东北边防军换帅成定局。

粟裕搁浅后，林彪进入备选名单。林的指挥艺术在辽沈战役有目共睹，四野高层也觉得他带十三兵团更顺手。可林彪却在信中坚持“肺病加重，需赴苏修养”。洪学智后来转述毛主席的话：“林说有病，要去苏联看。”这个“要”字，里外都透着回避，中央只能暂记一笔。

林之后轮到徐向前。徐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，老兵开口就能背：川陕反“围剿”、晋中闪击、太原三封三扣。但徐的健康状况一直尴尬，太原总攻前夜还把指挥权交给了路过的彭德怀。医护记录写得明白，先是胸膜炎，后是顽固性高血压，医生一句话——“别再北上受寒”。徐本人也知道硬撑毫无意义，主动声明休养。

三位“四野系”都先后请病假，选择面似乎收窄。有人便提出：“行不行？”这位“军神”论资历、论学识都无可挑剔。但军委那时已将总参谋长一职留给刘伯承。58岁的他左眼基本失明，右耳听力也不理想，把他推到极寒前线，风险难估。刘伯承本人听说调任风声，只淡淡一句：“跑不动了，当教书先生吧。”态度明确，中央也不好再强求。

又有人想到陈赓。陈赓的灵活机动在中原突围和衡宝战役中屡显神来之笔，陈毅电报里直接把他和粟裕并列。问题出在履历：陈赓没有单独统率大战略区的资历，眼下又被派往越南协助胡志明。临时抽调不仅可能打乱越南战场节奏，还压不住朝鲜前线那帮来自五大战略区的兵团司令。军委最终决定：暂不考虑。

选人工作一度陷入僵局。此时彭德怀刚结束西南巡察，回到武汉。10月4日午后，他忽接密电：“一刻不停，进京。”四小时后，彭德怀踏进丰泽园。会上他先沉默，次日再度被召单独谈话，才掷地有声：“打，不能不打！”冷静且笃定。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他陈述：“美军若逼到鸭绿江畔，明日不战，后日更难。”态度干脆，众人无话可回。

10月8日，东北边防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。任命发出的同一天，毛主席电嘱朝鲜方面：“司令员已定，准备协同作战。”前线渡江计划随即展开。

然而11日，一份斯大林—周恩来联名电报飞抵北京。苏方表示空军需两个月后才能参战，并暗示“放弃半岛亦可”。毛主席连夜叫彭德怀回京，再度对利害做最后核算。13日，政治局紧急会议，气氛凝结得像窗外冷霜。毛主席问：“蘇聯是不是全洗手？”彭德怀答：“半洗手。武器给，飞机慢。我军仍可打。”

当天深夜，电文飞往安东：按原定十九日晚秘密渡江，夜行昼伏。十九日拂晓，志愿军第40军先遣连踏过鸭绿江浮桥，25日黄昏在云山首战告捷。司令员人选的犹豫与周折，就此划上句号。

纵观那一轮遴选，健康、年龄、职务安排三道门槛把林、徐、粟、刘、陈依次拦了下来。彭德怀既有指挥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纪录，又无硬性身体障碍，关键时刻愿意承担责任，符合“能打、敢打、身体能扛”的最现实标准。事实证明，决策虽迟到，却并未失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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